余华
    这是一部细致入微的书，里面的优美让我想起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里面的不安让我想起了弗洛伊德的《释梦》，里面时时出现的幽默让我想起了微笑。

    我要告诉大家，这不是一部用银行点钞机的方式可以阅读的书，而是一部应该用警察在作案现场采取指纹的方式来阅读的书。或者说不是用喝的方式来阅读的书，而应该是用品尝的方式来阅读的书。喝是迅速的，但是味觉是少量的；品尝是慢条斯理的，但是味觉是无限的。

    埃斯普马克似乎指出了人是失去语法的，而这个世界是被语法规定好的，世界对于人来说就是一个无法摆脱的困境。而语法，在这部书中意味着很多，是权力，是历史，是现实等等，糟糕的是它们都是一个又一个的陷阱。这也是今天的主题，失忆的个人性和社会性。埃斯普马克的这部小说，既是观察自己的显微镜，也是观察社会的放大镜。

阎连科

    “原来，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马尔克斯在读完卡失卡的《变形记》之后，茅塞顿开的拍案感悟，正可以当作我们今天阅读本书后的感受和表达。

    《误解》和《失忆》一样是真正没有故事、舍弃情节的小说。这样只在写作中叙述人的心情、心意、心境和心灵的“心绪小说”，在我们看来，简直就是写作的冒险与自杀。但是，埃斯普马克却那么轻松地完成了这一切。《失忆》不以情节而取胜，但作家所描绘、刻写的那颗清晰、迷茫（迷乱）的失忆者不安的内心，却比跌宕的情节更为抓人和扣心。而《误解》中的“不解”和“误解”，究竟是人生所致，还是人和人类之必然，都被作家有机地混淆在哲学和生活中。有眼睛的人们为什么总是在盲道上？这是作家在现代社会中面向人类疑问的凝结，也是小说抛向读者的求解。

    《误解》和《失忆》，严格说不是写给一般读者的书，他是写给作家和那些读者中的读者们的书。它给东方（中国）写作带来的启示性意义，将会在日后渐显而明白，一如浩瀚戈壁中那束遥远的光，终会被更多的人看见和发现。因此间，那光也将会照亮如我一样更多的写作者脚下绊带的模糊和犹豫。

苏童

    这次，埃斯普马克先生为中国读者奉献了一个北欧老妇人艾琳的“絮叨语录”。令人难忘的是，这絮叨声不时地变成尖厉有力的呐喊，使女主人公的生活史像一地碎玻璃，有效地刺痛读者的神经。艾琳的很多精彩语录经由她的生活，转化为更精彩的反讽。比如，“我相信，天意和我是能互相理解的。”又比如，“我害怕麻醉，胜过害怕其他一切事情。”但是，她终究被天意抛向了孤独的养老院，麻醉与否，思想都将停滞。依我看，艾琳不仅是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在北欧的隐秘伴侣，也是现代社会里女性集体的一个示范形象，翻阅她的一生，也是看一个女人的肉体与精神，如何被家庭、人伦、道德以及整个社会所消耗，直至形销骨立而漂浮到天花板上（因为失重症，也因为没有更好的地方可去）。

陈思和

    二十世纪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不同形式的伟大尝试，包括了它的胜利史和失败史。当人们对于暴力获得政权的实践形式普遍感到失望的时候，有一个神话曾经迷惑了许多真诚的社会主义的信仰者和实践者，那就是以瑞典为典范的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实践。而在《忠诚》里，社会民主党的道路成了作家反思的对象。

    《忠诚》是我读了四卷《失忆的年代》以后最受震撼的一本。马丁o弗雷德简直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徘徊在欧洲的历史幽灵，象征了二十世纪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悲剧史。

    这部历史的真实性已经在失忆年代里被人们遗忘，或者被刻意地遮蔽和歪曲，但是老马丁以及他身后依附的鬼魂们都坚持记忆，从他们口中断断续续吐出来的哀音，完全不同于奥威尔的反讽，却无情揭破了人们对乌托邦神话的最后一个梦想。

韩少功

    二十世纪以来的小说家，大多怯于直接处理重大的历史事件，似乎在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之外智力短缺，或心不在焉。埃斯普马克却是一个惊人例外。他居然把瑞典、欧洲以及整个世界装进一本并不太长的“小”说，直面全人类紧迫而刺心的精神难题。一个福利天堂为何同时又是“失忆”和“仇恨”的地狱？作者无意就此图解政治和国策。相反，战争、难民、性、左派、殖民主义、党派政治、道德立国、社会分裂与市场高压……这些超规模的话题，都进入了一种卡夫卡式的编码，被编入一种个人化寓言，呈现为飘忽不定的细节、故事、隐喻、幻象、嘲讽、嗅觉或触觉，还有“他们把这个黑人都砸得穿过地面，就像打桩机把一个木桩砸到了地底下”一类血腥的观察截图。附体于一个幽灵，一位既充满自疑和又悲怆问天的殉道者，作者的感觉一再溢出理念的河道。密集的美学打击重申了文学的理由，即大于任何主题的宽广精神辐射。

    “当夜风吹拂过我脸上的时候，我能够感觉到，我让我爱的人是多么痛苦。”这几乎是一句当下飘游各地并有待揭破的世纪性密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