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您一直在使用“融合”这个兼具危机感和自信心的词。除了数字出版企业，我们身处的时代，任何人都可以生产信息和知识，并通过网络免费发布，或者通过某个交易平台以某个价格销售给读者。看起来“前有埋伏，后有追兵”的传统出版社，竞争优势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陈昕：要看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了。

    当传统出版社的视野仍然停留在图书市场时，其仅仅是内容生产的一个环节；而当传统出版社把视野扩展到阅读市场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其有可能成为整个产业的主导者。但这要求传统出版社的角色发生一个根本的转变，即从单纯的内容生产者转变为内容生产的组织者和版权的拥有者。在未来的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社会，谁拥有成体系、规模化、大数据、高质量的内容，谁就有可能抓住发展的机遇，赢得未来的发展。事实上，今天的全球出版业，在专业出版领域，数据库出版已逐渐成为主流的出版模式；在教育出版领域，依托于数据库的电子教学方式已经在相当多的中小学开始试验，并成为未来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在大众出版领域，一般电子书和原生电子书正在迅速地成长。这一切离开了内容创新和内容提供均无可能，它意味着出版者如果不能成为内容生产的组织者、主导者并拥有这些内容，在未来的数字化时代，是无法有所作为的，出局也是必然的。

    传统出版社的竞争优势在于，历史和传统使其在内容创新和版权拥有方面有深厚的积淀，这是一个不断累积叠加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值得可喜的是，传统出版社在这十多年的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也没有中断这一进程，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努力。以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为例，《辞海》《汉语大词典》《英汉大词典》《十万个为什么》等一些老的品牌不断得到维护，《中华文化通志》《中国通史》《中国断代史》《中国专题史丛书》《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等一大批新的品牌不断涌现。

    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在努力构建各个重要学科的知识体系，为新一代的读者提供相对完整的知识谱系。不过，时代还要求传统出版社更向前迈步。随着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成熟，一个市场潜力巨大的数据服务领域开始形成，如何围绕着人的全面发展，在提供标准化书籍的同时，提供个性化的知识（数据）服务，是传统出版社未来发展的重要领域，需要认真地加以研究和规划。

    传统出版立足自身优势和数字出版融合发展的前景，听着让人挺振奋。

    陈昕：融合发展是多样化、多层次、多环节、全覆盖的深度融合，它要求传统出版社在内容、渠道、平台、经验、管理等方面拥抱数字出版，打破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在内容生产、销售方面分割分离的现状，以全媒体的编辑平台为牵引，再造编辑流程，探索适应数字网络环境的新的传播和表达模式，探索新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并让融合的思维落实到每个部门，实现全员融合。当然，融合发展对于传统出版社而言，最初可能是“+互联网”的概念，即我们在做好传统出版业务的同时，开拓数字出版等新的业务领域。但是，融合发展的目标是要过渡到“互联网+”的概念，这意味着传统出版社的品牌、理念、团队以及各种生产要素要从“纸”的载体向数字网络平台转移，充分利用高速度的移动通信网络，大数据的存储、挖掘、分析能力和智能感应能力，形成全新的业务体系、商业模式和产品。只有到这一步，才可以说真正完成了融合发展。

    产业转型阶段，市场失灵的现象往往相当普遍，除了出版业自身严阵以待，政策层面有缺位吗？比如我们看到，至少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有意识地资助民营书店。

    陈昕：在产业转型的阶段，常常需要政府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就以电子书市场为例，一些企业既无视其社会责任，也不顾自身并不具备电子书的编辑、加工、发布能力，以牟利为唯一追求，不加选择地传播低质量的产品，造成电子书内容质量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有的企业或非法盗用他人的内容资源，或在网络平台建立共享空间，利用“避风港”原则，涉嫌侵犯知识产权。在互联网时代，如果没有很好的版权保护制度和执法力度，盗版侵权不断，版权经营从何谈起？又如，尽管千呼万唤，但全国统一的电子书技术标准始终未能出台，以至于一本纸质书转码成电子书后，想在多个平台上亮相，需要不同的版本，其中浪费的资源和成本令人吃惊。还有，目前中国的电子书产业，内容提供企业、技术开发企业、渠道运营企业之间存在激烈的商业博弈，而如何设计合理的利益机制，建立规范有效的市场规则，是保证这个产业链顺畅运行的关键。因此，政府如何转变职能，减少审批和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把重点放在建立一个强大的市场体系，并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当前出版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