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上海，家父为我们五兄弟建了一个五人图书馆。小时候最喜欢看《聊斋志异》《三国志》《水浒全传》《东周列国》等书中带有插图的旧雕版本；老上海《良友》杂志上五花八门的广告插图好热闹；外版本圣经中精美的铜版画，外国文学中见到比亚兹莱形式怪异的绘画，洛克威尔 · 肯特、凯绥 · 珂勒惠支的木刻插图，20世纪50年代后还有苏联《星火》杂志用笔潇洒精彩的黑白插画，阅后不忘；记得书柜中有鸳鸯蝴蝶派文学插图画家丁悚的作品，用线流畅，文字作为插图的一部分，文图相间，妙不可言，至今记忆深刻。童年学画也是从临摹线装本《芥子园》启蒙开始。

    在中学时代有限的文学作品中也读到心仪的插图，如丰子恺的《开明儿童国语读本》，司徒乔的《故乡》，叶浅予的《子夜》，丁聪的《四世同堂》，黄永玉的《阿诗玛》，程十发的《孔乙己》，黄胄的《红旗谱》，张德育的《苦菜花》，李少言、徐匡等的《红岩》，孙滋溪的《林海雪原》，还有蒋兆和与赵延年的《阿Q正传》……那个年代画家圈里的大腕名家都参与插图创作。

    1978年，我进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后担任美术编辑，还专程拜见刘海粟、黄胄、蔡亮、刘文西、彦涵、华君武、方成、丁聪、刘文西、韩羽、贺友直、范一辛等诸多老一辈艺术家，他们都欣然接受组稿，极为认真地完成一幅幅插图精品，稿酬却少得可怜，他们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当时还请了多位中生代插图画家为我们出版社的书刊捉笔，如北京和天津的张守义、袁运生、董辰生、倪震、秦龙、高燕、徐冰、刘巨德、杜滋龄、王书朋、李少文、魏晓明、吴冠英，上海的刘旦宅、戴敦邦、陈逸飞、夏葆元、林旭东、黄英浩、陆震伟、潘衡生、俞晓夫，江苏的胡博宗、江西的丁世弼，四川的戴卫，广东的林墉、陈衍宁、伍启中等等，此处无法一一记下来，大量的作品成了我的摹本，他们也成了我不必花钱受教的老师，从中收获颇多。

    我进中国青年出版社也是从插图开始，当时负责文学编辑部和《青年文学》杂志，为当年初露头角的文学青年，现已是中国文学界的泰斗大家，如铁凝、王安忆、叶辛、贾平凹、史铁生、梁晓声、张抗抗……画插图，因为有共同的经历，相通的生活，画得投机，也喜欢这份工作，有的还成了莫逆之交。在我的插图生涯中，贺友直先生是给我时时指点迷津的恩师，几十年来凡创作中遇到困难都请教贺老师。一次为清末题材的小说《括苍山恩仇记》画插图，画出来总是不对味，我把稿子寄到上海请教，很快贺老师写了一封密密麻麻的长信，还配了示意稿，点出各种毛病，从插图本质、叙事结构、情景处理、生活还原、动态细节、构图章法、用笔规律……一一详尽道来，虽语气缓和，但字里行间处处严厉的提醒，严格的要求，这已成经常的事。他的为人为事和创作态度，受用不尽。

    1993年，我从日本学习回来，将我关注和收集的资料编辑出版了《日本当代插图集》，介绍东瀛插图艺术之一隅，借他山之石，开拓视野。今天我的主要精力在学习与研究书籍设计方面的知识和实践，但插图让我跨进书籍设计这一行的门槛，并能把插图创作的理念融入到书籍设计中，不仅仅是绘画的技巧，还有叙事的方法论，得益匪浅，可以说插图伴随我在从艺这条路上慢慢成长。

    继《上海字记》出版后，姜庆共先生的新作《上海图话》也将问世——这次，插图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者。这些图不仅以其优美、生动的画面为人共飨，读者还通过这些画面直观地感觉在每一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画家们把握人物、场景的形象，文字用词的语境；时代文化的索求……管窥一条流动的历史线，加深了对社会变迁的理解和记忆。反过来，优秀的插图，也能深深吸引读者去感受画家们这一社会行为促进诗意生活的功能与价值。相信这本书的出版为文化学者提供通过视觉图像研究社会文化史发展的机会，也为插图画家提供一个回顾思考，扬弃吸纳，生发当下或未来中国插图表现新语言的可能性。 

    作为离别家乡50年的上海人，对故土时时魂牵梦萦，对其曾经为东方巴黎，其金融、商业、文化、出版中心独具特色又无法复制的点点滴滴尤为难以忘怀，这也是中华文化遗产中与众不同的人文历史痕迹，今集文聚图，分门别类，为册作档，甚是重要。

                                                                      于北京竹溪园